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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肖亚庆、副主任张喜武、副主任黄丹华和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就“国企改革”的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请注意:2月1日,肖亚庆上任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免去张毅国资委主任职务。这次发布会是肖亚庆首次出席两会发布会。

 
   肖亚庆回应“国企改革出台文件不少 落地的不多”

记者:有议论认为国企改革出台的文件不少,落地的不多,上面热下面冷,国资委怎么看?下一步国资委怎么做?

肖亚庆:顶层设计的文件应出台,框架已经搭出来了。现在很多重要改革措施已经有实质性的步伐,有12个省将分类落实到具体企业,有12家央企完成重组,下放各种审批权力,国资委自身也下放了20多项审批权力。重点难点问题取得一定进展,央企开展多层次时点,包括投资公司等,企业反应积极性比较高,效果也不错。

 
   肖亚庆:出清担当精神不够的人

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总的看,央企负责人改革积极性还是非常高的。这既有外在要求,自身也有压力。中央企业有106家,现在无论是机制体制,还是管理能力,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总的看,大家克服困难的决心很大。不否认有极个别的人对改革认识不到位,担当精神不够,但这是个别的。对于这些个别的人,我的回答只有一句话:先出清。

 
   张喜武:国企改革一定是先试点

国有企业的试点是今年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改革的重要方法,试点能不能迈开步子,趟出路子,决定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从2014年开始,国资委就选择了中粮集团和国投公司进行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试点。今年我们又将要推出十项改革试点。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还要推出若干个国有企业改革的试点。我们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始终是坚持试点先行、直奔问题,力求充分发挥试点在整个全局工作中起到示范、突破、带动的作用,切实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难点问题和重点问题。通过改革的试点,我们想试出新体制、试出新机制、试出新成效、试出新经验、试出新局面。

 
   肖亚庆:要重点监管国资布局

记者:国企吐苦水,管理太细了,像车间不像企业。

肖亚庆:就监管来讲,一方面是管的太细了,需要下一步改革,让企业真正能够成为市场主体。但同时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管得太弱了,还有很多监管不到位的地方。

这种情况说明,国资委自身的改革关系全局。以后要重点监管国资的布局,提高资本的回报,维护资本的安全。已经成立改革小组,完成改革任务。依法由企业自主经营决策的事项要归位于企业。

 
   如何对去产能负总责?

肖亚庆:央企的产业结构偏重,央企重化工领域资产总额接近70%。央企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主动作为。要创新发展一批、重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对于央企长期亏损和资不抵债的低效无效资产,加大处置力度,积极化解过剩产能。要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至于海外资产的监管,央企海外机构大致有8000多家,在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投资。这些年来一直在加大这方面的监管力度。我们会在这一轮改革中把这件事作为重点加以研究和推动。

 
   恐慌情绪比经济下行压力更可怕

肖亚庆:去年央企利润出现负增长,-6.9%,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原油价格全年通算下来下降47%左右,还有其他大宗商品大幅下滑,比如钢铁。如果剔除这些因素,国企利润是增长7.5%,但仍然存在压力,今年以来大家把压力应转为动力,1-2月央企利润增长了4.7%。央企理应在稳增长中作出贡献,没有人知道经济下行压力有多大。

就部分行业目前所处的状况来看,恐慌心理比下行压力更可怕,会带来更大的下行。大宗商品包括石油,超低的价格,我认为不正常。很多商品价格已经远低于它的制造成本,怎么能够持续下去?我们13亿人,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现在人均消耗的能源量、人均拥有的资源量远低于发达国家,我们用气、用电量从全球看依然是比较低的。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的阶梯电价,第一级的电量也只有100多度、200度。看看发达国家,或者是同样和我们人均GDP差不多的国家,它们的能源消耗是多少?我们现在13亿人奔小康,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的市场大得很,关键是从央企开始,央企、国有企业一定要在稳增长中率先作贡献。

 
   国资委回应去年30家央企亏损

黄丹华:在沪深两市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有286户,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0%,在总市值中占20%。分析看,这30家亏损企业,主要集中在煤炭、钢铁、有色这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和行业有关,也有自身经营的问题。国资委推动这些企业提质增效,调整布局结构,加大重组力度,整合优质资产,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降本增效、增强创新能力,努力推动控股上市公司成为优质上市公司。

 
   国企不会出现新一轮下岗潮

肖亚庆表示,可以肯定的是,深化改革,各方面的利益能够得到平衡发展,特别是要保护员工的利益。作为国有企业,作为央企,更应该是这样。90年代的情况和现在大有不同,我们现在底子厚实多了。保护员工的利益始终是下一步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多兼并重组,尽可能少破产,这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方向。我相信,不会出现下岗潮,不会出现90年代那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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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识:有记者问,国企分类改革中,是否会以新加坡淡马锡作为范例。 肖亚庆回答说,新加坡淡马锡做的很好,近年一直在关注。那么什么是淡马锡模式呢?

淡马锡控股公司(Temasek Holdings)是一家新加坡的投资公司,新加坡政府财政部对其拥有100%的股权。由于其自成立起到2004年9月期间从未公布过财务报表,因此被认为是新加坡最神秘的企业之一。

根据《淡马锡年度报告2015》显示,截至2015年3月31日,淡马锡的投资组合净值为2,660亿新元,按新元计算的1年期股东总回报率为19.20%,主要得益于新加坡和中国投资组合的强劲业绩。较长期的10年期和20年期股东总回报率分别为9%和7%。自1974年成立以来的股东总回报率为16%。

淡马锡控股成立于1974年,是新加坡政府所全资拥有的几家公司中知名度最高的,却始终保持神秘。该公司掌控了包括新加坡电信、新加坡航空、星展银行、新加坡地铁、新加坡港口、海皇航运、新加坡电力、吉宝集团和莱佛士饭店等几乎所有新加坡最重要、营业额最大的企业,曾有国外媒体估算,淡马锡控股所持有的股票市价占到整个新加坡股票市场的47%,可以说是几乎主宰了新加坡的经济命脉。也因如此,新加坡的经济模式被称作是“国家资本主义”,即通过国家控制的私人企业来进行投资,主导以私营企业为主的资本市场。 淡马锡控股除了投资新加坡本地市场外,也把亚洲市场和发达国家市场视为投资终点,目前大约一半的资产是在新加坡以外地区。其中主要的投资包括马来西亚电信、印度的ICICI银行、澳大利亚第二大电信公司Optus。近年来该公司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投资,对中国的首家私营银行民生银行表现出兴趣。

 
   淡马锡的职责定位

虽然淡马锡的股东是财政部,财政部长为法人团体,但其并非是所谓“三层架构(国资委-运营公司-中央企业)”的中间层。职责定位是履行“商业公司的所有者责任”。 也就是说,淡马锡是依据授权对其所属公司(淡联企业)行使出资人职权的商业化主体。用中国的语境来说,其天生的职责是实现“政企分开”,授权行使出资人职责,其本身就是出资人。

2009年的淡马锡宪章表示,“淡马锡是一家根据商业原则运作的投资公司,致力于为股东创造长期稳定回报。一家积极的价值导向的投资者,增持、减持、持有公司的股权或其他资产或前瞻性创新产品或业务,最大化股东价值。一个积极的股东,通过参与其所投资企业的董事会的管理层以获取稳定的回报。”

淡马锡董事会成员一直维持在10 名,除了作为首席执行官的何晶在董事会里充当执行董事一职外,大部分都是非执行董事,甚至是独立董事,在公司里没有股权,且都是来自于独立私营企业的商界领袖。既减少了股东董事对董事会的直接干预,降低了政府的影响,又通过较少的执行董事,有效地将执行与决策的责任严格分开。

而财政部代表政府作为淡马锡的唯一大股东,近几年来只派出一名股东董事在其董事会中。

事实上,从2011年10月公司董事、前财政部常任秘书张铭坚卸任其总理公署常任秘书一职后,公司董事会里就没有政府官员了。淡马锡的管理层如何运作,完全在董事会的指导之下,不受政府的影响,企业本身有完全自主的决策权。管理层则依赖职业经理人专业的投资实现股东长期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

 
   跟政府的关系?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说,董事会相当于“防火墙”的作用,切断了政府跟管理层之间的关系,这样才不会政企不分。政府对淡马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派出股东董事,通过参与董事会的方式知晓企业的运作情况并参加董事会决策和方针制定;另一方面,淡马锡和财政部之间也建立了协约机制,让政府能够及时了解公司绩效,淡马锡也会及时通告政府买卖资产的计划。

很多人认为淡马锡的出资人是财政部,故其向财政部负责,这也是很多人在国企改革中援引淡马锡模式的顾虑,认为这是换了个“婆婆”,削弱了国资委的职权。事实上,根据新加坡宪法、淡马锡关于公司治理中“与总统的关系”、“与股东的关系”等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财政部保留了两个权利:知情权和对过往储备金的保护权,总统保留了董事和首席执行官的任命权、知情权和过往储备金的保护权。

 
   政联企业不同于国有企业

在新加坡,对于国有企业的定位,前副总理吴庆瑞起名为“政联企业”,即与政府关联的公司——国有企业往往负有多重目标、多重任务,但是新加坡的政联企业的唯一目的就是盈利。

新加坡的这些政联企业最初一部分演变于建国初期英军撤离时留下的资产,另一部分则来自于政府为了经济建设需要发展起来的一些企业。它们是在《公司法》下注册的企业,完全按照私人企业的模式运营。

淡马锡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管理政联公司。淡马锡在关系到新加坡公共服务的一些政联企业中所占的股份较大。作为公司的股东,淡马锡本身不参与这些公司的商业决策或运营。

 
   中国怎么借鉴?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说,在目前的体制下,要真正让中国的国企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去运作,“非常非常难”,因为央企主要领导都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命,这就“让游戏不太好玩儿了,就没办法市场化了”。

陈志武说,即使不由中组部任命,央企领导要是让国企资产出现亏损,也可能因为犯下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而坐牢,这些刑法条款让原本可以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的企业不敢市场化。他因此得出结论,“淡马锡模式”目前在中国体制下的可复制性是“非常非常低”。

中国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邵秉仁上个世纪90年代曾参与国企改革的工作。他呼应说,当年他曾经考察过淡马锡模式,“它最核心的是市场化运作,尽管是国有的,但是它是市场化的”,用人机制和管理机制都是按市场化进行。

顾清扬说,“淡马锡模式”本身就具有动态性,因此在学习借鉴时应深入了解其背后运作的机理和原则,而不能照搬表面做法。他认为,私人资本和民间资本是最终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可靠力量,国有资本仅仅是中间的过渡阶段。

“国有企业的行为必须以国家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原则,而不是国有企业本身的利益最大化。当市场失灵时国有企业要毫不含糊地进入私人企业难进入的市场,当市场完善时,也要毫不含糊地退出。”在顾清扬看来,淡马锡正是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完成了两次所谓的“国退民进”,同时也实现了国有资产的增值。(综合新华网、曾祥展《你真的了解淡马锡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