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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教育、住房、生育、求职、创业等青年共同关注的话题,年轻人谈了哪些两会期待?

■并不是让人人都拥有北京户口、上海户口或者广州户口,而是不管你的户口在哪里,在基础公共服务方面,都能够以公民的身份一视同仁。

■政策也不妨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支持银行向职业前景良好的年轻人放开贷款,他们或许缺乏财富的积累,却都有着对美好未来的预期。

■一个农村孩子恐怕很难理解《小时代》里的“青春感”,一个出身优渥的青年或许也很难因看《平凡的世界》而感动落泪,这种差异折射的是阶层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关于二孩政策下女性生存境遇的讨论,能超出单纯的、传统的“保障妇女权益”的言说层次,而纳入突破中国社会发展瓶颈的大视野。

@祝建波:目前社会舆论对职业教育有偏见,认为学生成绩差才去读职业院校。其实,职校毕业生动手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又具有很强的市场适应性。政府部门应加强舆论引导,深化职业教育改革,修改“唯学历要求”的政策,提升“蓝领”工人的社会地位,维护他们的职业尊严,为他们打通社会上升通道。广大企业也要重视劳动环境和工作待遇的改善,让技术工人更有职业自信,如此,才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就读职业院校。

@王瑶:早在数年前,就有声音呼吁“取消高考”,但在未能找到更公平合理的方式前,高考依然是最公平的甄别人才的手段。如今,又有声音呼吁“取消中考”,这显然是激进教育改革理念的让步。取消中考后实行高中教育就近入学,比照目前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现实,这一建议的实施难度可想而知。何况即便取消了中考,素质教育是否能水到渠成?以考试分数衡量学生,不意味着就是反素质教育。当前的教育问题是,轻视除考分以外的种种能力培养,这才是真正需要改变的。

@张传发:“明星代表”或“明星委员”的议案、提案或会场发言,如果有见地和针对性,媒体当然可以报道;但如果将“完成了报到”“领走了资料”,甚至把早上起床“洗脸、刷牙”也报道出来,这样的新闻就未免寡淡无味了。全国两会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平台。作为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无论是巩汉林还是赵本山,他们是来参政的,不是来“唱戏”的。

@郭元鹏:致公党政协委员邀请中学生提“模拟提案”引发热议。以正规提案的标准看,中学生提出的“模拟提案”是有青涩味。不过,也正是因为其有着青涩味,才能呈现真实的想法。这些学生的“模拟提案”不会考虑地方政府是不是反感,分管领导是不是有意见,职能部门是不是不高兴,他们的“模拟提案”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美好。最为关键的是,学生“模拟提案”培养了学生参与两会的意识。

@邓有情:我在水泥行业工作。作为传统建材行业,水泥业利润确实是在下行,我所在企业去年与前年相比,就下降了30%。但是,某些国有企业即使不挣钱,也要给其员工加工资,涨福利。更有连年大规模亏损的非同行省属兄弟企业,他们的大部分员工却能坐享长期以来就偏高的工资福利待遇。我们水泥行业的状况是结构性的,像我们这些大学毕业没几年的人,工资从一开始就没缴纳过个税,是不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尴尬?

 
  户口不该是求职路上迈不过的坎

去年9月,我开始找工作,过了大半年,至今还没定下来。也许因为今年的就业形势更严峻,也许因为处在转型期的传媒业人才需求减少,本专业同学中真正落实工作的也不多。

就业歧视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虽然教育部早就明令禁止招聘限定985、211高校的学生,但是包括部分央企岗位在内不少招聘公告中,仍明确规定只招985、211高校的学生。

学校之外是性别歧视,身为男生,我应该算占了便宜。班级群里转发的不少招聘信息,都要求只招男生,这种情况以国企居多。为此,班长还为班里几个男生单独建了微信群,专门转发只要男生的招聘信息。

在求职过程中我最深刻的感触并不是学校和性别歧视,而是户口。户口成了限制很多人自由选择工作的障碍。那种“唯户口论”的态度,甚至让人觉得不可理喻。

我的本科学校不在北京,同学们在当地找工作考虑最多的是兴趣、待遇和发展空间,根本没有户口的概念。但是,来北京读研后,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第一次跟导师见面,她就告诉我,如果你想留在北京,必须找有户口的工作。三年来,导师只要一谈到工作,必谈户口。这让我好一阵都不敢去找她,跟她谈找工作的事情。

跟同学们交流工作机会的时候,大家的第一反应是这份工作是否解决户口。对于不少人来说,评价一份工作好不好,有没有户口是最重要的指标。如果有户口,即便它不是自己喜欢的,工资低、发展空间小,也没有关系。而一些自己喜欢的工作,就算待遇不错,发展空间也还可以,没有户口的话,也很有可能被放弃。

我有一些在京外就读的朋友,他们初到北京求职时,对户口问题没有明确倾向,但在北京待的时间长了之后,对户口也会在意起来。

我对户口不那么在乎,因为我并不确定自己是否一直要在北京发展,是否要在北京定居。但是在浓厚的“户口氛围”中,我也开始开口闭口就谈户口了。就算以后离开北京,有户口也总比没有好吧,如果有机会最好先拿到。按照一个长辈的说法,拿到户口以后跳槽找工作就像插上了翅膀。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成见,能否找到好工作,与户口没有那么大的关系,遗憾的是,现实中确实有很多岗位要求应聘者必须有北京户口。

为什么北京的应届生求职者这么看重户口?没有户口,你就永远是外地人,不管你干得怎么样,你都是“北漂”。你必须交完5年社保或个税后才能买房。等到工作5年后,你终于有资格买房了,可房价不知道涨到哪里去了。没有北京户口,孩子将来在北京上学也是一个大难题,你可能要为了孩子上学盖几十个章,而且还不能拥有与本地孩子同等的升学资格……

对户籍身份以及户籍身份背后所附着的教育、医疗、卫生、生育、养老等等福利待遇不平等的担忧,让很多毕业生无法按照自己的兴趣,遵循最大限度发挥自己潜力的原则选择工作。为了户口而放弃自己喜欢的工作,不仅对个人而言是遗憾,对社会来说也不利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我所期待的是,并不是人人都拥有北京户口、上海户口或者广州户口,而是不管你的户口在哪里,在基础公共服务方面,都能够以公民的身份一视同仁,附着在户后背后的特权被打破。我也期待,打破户籍的限制,建立一个覆盖全体公民的存储公民基本信息的全国人口数据库,实现各地、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让那些可以靠网络流量就能解决的问题,不再成为个人的烦心事。(文/杨三喜)

 
  房子背后,那些被消磨的青春

大学毕业以后,我在北京搬过两次家,第一次是从海淀区的学校搬到北五环外的天通苑,第二次则搬到二环边上的。三个月交一次房租,是对我脆弱的财政收支的定期袭击。每次回到一个月近4000元租下的小黑屋子,看着摆下一张双人床后局促的活动空间,就知道看似自由的租房,其实很难找到生活的品质和尊严。

去年三四月间,北京的房价处在一个小低谷,我的看房行动就此开始。中介公司的App设计很专业,再加上实地拍摄的精美照片,不禁让人感慨新媒体就是好,省去了不少跑腿活儿。

然而,我对披着新媒体外衣的房产业的认识毕竟太幼稚了,它毕竟是一个让人在骨子里缺乏信任感的行业。在手机上精挑细选了几套满意的房子后,我打电话给中介,经常得到的回复不是“房子已经卖出去了”就是“业主决定不出售了,要不咱们去看看同户型的另一套?”后来,我干脆放弃了在App上搜索房子,而直接与看上去还靠谱的中介打交道。花了三四个月看遍了目标地段的所有房子,终于在单位附近找到了一套房。

付了定金以后,一个问题来了,我的户口还是迁移状态中的“黑户”。尽管体制内的工作单位早就承诺办下户口,但是过户迫在眉睫,如果新户口没有下来我就面临违约的风险……好在户口一批下来,单位同事就以最快速度把所有程序走完了。拿到新户口当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和女友立刻骑车到民政局办好了结婚证。

拿到户口,意味着我成为有资格买房的首都市民了。然而,双方家长东拼西凑交齐了首付,剩余的购房款要靠贷款解决。在北京,像我这样工作没几年的年轻人,利息低的公积金贷款几乎是鸡肋,贷款额度低到根本不适应北京的房价,而组合贷则因审批流程长不被原房主接受。商业贷款成为了唯一的选择。当我第一次把沉甸甸的材料递给银行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是“不行”。尽管材料里甚至包括了我的本科、研究生毕业证书,但是银行坚持以每月还款额不超过工资收入的一半来计算我的贷款额度,就算具备相应还款能力也不行。最后,只能靠中介帮我解决这个麻烦。

银行批贷了,房子过户了,可是此次买房最大的雷区还在前面——就在我们装修动工没几天的时候,中介打电话告诉我说,原房主一家人无法履行合同迁出户口。尽管,按照北京市的政策我作为产权人可以迁入户口,但是我这套房子的地址上还存在着原房主一家的“幽灵户口”,这不免影响未来的各种权益。按照合同条款,原房主应该赔偿我数十万元的补偿金……为了这套房子上法庭打官司,成了我接下来迫不得已的选择。

买房就像一场战役,回想买房的经历,那些躲过和没躲过的坑历历浮现在眼前。年轻人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活和居住条件,但是,最需要一套基本住房的年轻人,在围绕房产的各种博弈中最缺乏话语权。不管是接受过这个国家最好教育的青年城市精英,还是彻底离开土地的“农民工二代”,他们的诉求和困境其实是类似的。

对多数年轻人来说,买房是一生中首次如此巨额的消费。我期待政府出台更多措施让购房者免于缺乏经验的困扰。房子不是能随意退货的商品,只有出台对房地产商和中介机构更严格的监管措施,才能让购买者在签合同时放心。我还期待住房公积金向购买第一套房的年轻人倾斜,他们或许收入还不高,工作年限也不长,却是真正的“刚需”群体,否则公积金就只是为有实力的购房者锦上添花了。此外,政策也不妨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支持银行向职业前景良好的年轻人放开贷款,他们或许缺乏财富的积累,却都有着对美好未来的预期。

在现在的中产阶层为炒房、改善型住房使尽手段的时候,年轻的准中产阶层却不得不跨过人生中第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这道坎。这其实是一个悖论:年轻人需要一套房子来稳固自己在城市里的生存和发展,而如果没有限购,已经取得住房这张门票的人们,则获得了更多资源来买下第二套房、第三套房……就像现在我已经搬进的新家一样,在过去的几个月它的市值又迎来了一轮猛涨,在这些数字背后则是许多年轻人为房子所消磨的青春。(文/磐之)

 
  你的优渥是他们不能承受之重

名牌大学里的寒门学子越来越少已是不争的事实。有统计显示,北大清华学生中来自农村者一度仅有一两成,李克强总理也提出要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寒门学子的求学、生存之路依然艰辛,比起物质匮乏带来的苦痛,他们精神上遭受的压抑、苦闷或许更加沉重、也更值得关注。

此前,有媒体报道,有些大学生入校带了一套“苹果”,而有些寒门学生入校只拎了一袋苹果。二者对比之强烈令人痛心,更让人深思。我曾有一些出自寒门的朋友,大多数来自贫穷的农村,也有少数来自城市的底层,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着社会阶层裂变带来的阵痛。如果说,富裕家庭的学生入大学后梦想的是遨游学术海洋、享受清闲生活、海外留学等“美好青春”的话,有很多贫困学生面对的却是繁重学业之外的打工兼职、争取助学金等生存问题。他们一方面“养活自己”,有些人可能还要把兼职赚的钱给家人用,连恋爱都不敢谈、没法谈。

虽然国家已出台多个政策给予贫困大学生资助,但在一些学校,助学金的发放、分配和等级评定就是一个棘手问题。给什么人助学金、给多少助学金固然有政策要求,可在具体实践中,争夺助学金有时却成为一场逐利之战,我的朋友就遭遇过类似不公。而申请助学金“自报家门”,甚至被搞成“哭穷大会”。如何更精准地将助学金给予寒门学子,如何避免“雪中送炭”被“校园政治”异化,如何将国家政策更大范围地惠及需要帮助的学生,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经济困境只是寒门学子的困境之一,心理上的苦闷更令一些人滑向精神幻灭,甚至自暴自弃。这需要全社会在舆论、精神和道义上给予寒门学子更多关怀,即使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不幸,也要给他们更多的精神慰藉。不要总用“屌丝逆袭失败”“白富美嘲弄屌丝”等网络话题,来刺痛他们。

大学毕业后,寒门学子将面临更加严酷的考验。如今,很多青年就业“逃离小城市”,甚至“只选北上广”,原因恐怕不只是所谓“追求梦想”,而是因为大城市工作机会更多,也没有小地方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但是,大城市的高房价、高物价成了他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别说寒门学子无力购买房子,就是普通中产阶层的孩子也“深感沉重”。由此一来,仅仅是大城市的高房价就会“逼走”绝大多数寒门学子,而“返乡”或“走异路”的他们就一定会有幸福的人生吗?面对贫困子弟“越来越窄的人生道路”,两会上若有有识之士能提出破解之法,将对改变他们的人生处境大有裨益。

现在,一个农村孩子恐怕很难理解《小时代》里的“青春感”,一个出身优渥的青年或许也很难因看《平凡的世界》而感动落泪,这种差异折射的是阶层间不可逾越的鸿沟。青年在一个时代风潮的变化中往往“春江水暖鸭先知”,尤其是草根青年的精神状态对此尤为敏感,这就要求我们从精神和物质层面给予他们更多切实的帮助,凝聚更多社会共识来关怀他们,这也是我对本次两会与相关改革政策的些许期待与希冀。(文/黄西蒙)

 
  请给草根创业者最实际的支持

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掀起了这一轮的创业浪潮。毫无疑问,创业还将是今年两会的热门话题。作为在一线创业的草根青年,国家将出台何种扶持政策帮助青年创业,是我最关心的两会议题。

找准自己的定位,对青年创业是最重要的,政府对创业青年的导向也很重要。2014年6月,我到西安第一次创业,做生态农业。因为没有找到明确定位,也不了解在农产品创业方面国家的优惠政策,不久后那次创业宣告失败。紧接着,2015年4月,我到昆明第二次创业,做中高考教育培训,目前虽然谈不上成功,但是已然走在了比较健康的创业道路之上。两次创业,结果完全不一样,为何?其实还在于创业者对自己要有精准定位,以及得到国家政策的精准扶助。所以,我希望两会能出台更多优惠政策帮助草根创业青年,尤其是要让我们清晰了解国家优惠政策的落实情况,以便于及时作出应对。

另外,青年创业也要讲究务实。创业最忌讳的就是好高骛远,不要总追求外表光鲜的高大上项目。创业者养成这种科学的创业观念,离不开舆论环境的正面引导。主流媒体不应该宣传一夜暴富的神话,而应该鼓励创业者从小事做起。也就是说,我希望国家在对青年创业的引导里,要特别强调:没有资本、技术和强大人脉的草根创业者,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定位,不要盲目跟风,要做自己最擅长的。用华为的“压强原则”来说,就是集中精力在某个很小的点上打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如果不考虑到自己的草根背景,做的事情华而不实,那么创业一定会摔跟头。

在增强我们自身内功的时候,我们也希望政府部门进一步破除机制体制障碍,比如进一步拓宽创业资金渠道,让金融更好服务于创业者,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程序,让青年人收获更好的创业空间。

目前很多创业者对国家的扶持政策了解极为有限,而且不同地方的扶持政策大相径庭,要了解清楚扶持政策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创业者不一定能花费这么多精力。除了在官网,政府不妨用通俗的语言,通过微信、微博等新方式来宣传相关政策。政府还应该提供创业培训,让创业者了解国家创业扶持政策、创业资金申请审批流程、创业应该注意的法律事项,同时邀请成功创业者分享创业经验,这样有利于创业者尽快走上创业轨道。

我还希望政府能简化对青年创业的审批流程。其实很多创业者也知道银行有专门的小额贷款,刚毕业的学生也可以申请创业基金,但是一想到复杂的审批程序,而且审批下来也才只有几万元,很多创业者就迟疑了——与其走那么复杂的流程,最后还可能审批不下来,那还不如自己多上几个月班积累一定的资金后再创业。所以政府要简化审批流程,让创业者降低申请成本。

当然,还有一个细节问题也十分重要,就是创业场地。我深切感受到,目前创业者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实际问题是房租成本过大。这是几乎所有创业者遇到的巨大问题,因此政府可以考虑通过创业园、创业孵化器为创业者提供更廉价的办公场所,并给予办公场所房租的资金扶持。(文/刘明龙)

 
  别逼女性在二孩和事业间作选择

十年前毕业求职的时候,师姐妹当中流传着一句话:“找工作,已婚有子的女博士(硕士)要比未婚的好找,未婚的要比已婚未孕的好找。”直白点说就是,用人单位希望你把孕产的事儿办利索了再来,不要跑到单位来生孩子,更不要一来就生。

这不是段子。在我的一场面试中,竞争者中的一位女博士就直接和面试者说,学术和履历上的成绩您看简历就行,“我的另外一个优势是读博之前已经生了孩子,现在已经过了最操心的阶段,很给贵单位省事儿。”也许就在这一瞬,一些“你懂的”默契在求职者和面试者之间达成。

十年寒窗过后,你在求职中撞上的第一个评判框架仍然是基于性别建立的,孕产期长短和其可能带来的成本,仍然极大地影响着你的“性价比”。比这更糟的是,这种把求职女性分为“未婚”、“已婚已孕”和“已婚未孕”的分类现在仍然流行。而且,在就业已成买方市场的形势下,在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之后,通过孕产问题来衡量女员工“性价比”的思维还在强化,更多女性要在职业前景和家庭愿景之间选边站。

实际上,在既有职场生态和家庭分工下,“全面二孩”后职业女性所面临的窘迫已经渐渐展现出来。由于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不力,生育孩子所产生的教育、医疗等高额成本都被转嫁在家庭身上,而家庭由此产生的过量劳动、精力消耗、生活质量的损失,则被无意识、大概率地转嫁到女性身上。几乎同时,她们还要面对职场歧视、职场边缘人的尴尬以及就业、再就业的困境。

这种情况,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不经济的。在老龄化社会的严峻趋势下,“全面二孩”政策上寄托着很多社会发展诉求,生育已经不再是一种个人行为,也不单单是一种家庭行为,而是关系到人口结构、人口可持续发展、劳动力供给等几个方面的社会行为。但“愿不愿生”“敢不敢生”的关键却在于女性。如果多一次孕产期会带来职场挤压和职业牺牲,很多已婚女性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再生育问题上就会变得非常慎重;如果仅仅因为生两胎的可能性就使自己在就业中陷入劣势,未婚女性的孕产意愿也会趋于保守。

也可以说得更上纲上线一些——适龄家庭中女主人的态度,是决定“二孩政策”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关键变量。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来增强家庭生育意愿的观点,现在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这是一件宏阔的事情,需要遵循长线逻辑。短期内最有针对性也最有效的办法,恐怕应是以严打就业歧视、严防职场歧视为切入口,率先提升女性就业和从业的保障,避免女性在评估生育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时趋于悲观。

新年前后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上,“二孩”问题成为代表委员们的核心话题之一。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女性权益和全面二孩政策之间的关系也肯定会引起代表委员的注意。比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孙晓梅教授就表示,“可以预见,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女性的平等就业权将更加难以保障。”她将再次建议出台一部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禁止基于性别、婚育状况的歧视。

希望有更多的代表委员能参与到这个问题的建言中来;有更多关于“全面二孩”政策下女性生存境遇的讨论,能超出单纯的、传统的“保障妇女权益”的言说层次,而纳入到突破中国社会发展瓶颈的大视野中来。最起码,高知女性在面试时和对方掰扯生不生孩子、生几个孩子的荒唐场景,不该重复下去。(文/刘文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