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细碎的雪花化在了年味逐渐升腾的豫东韩朱岗村。男媒婆邓孟兴家里格外地热闹，络绎不绝的来客，大多是头发花白的父母领着腼腆的后生，话题只有一个：“他叔，娃年纪不小了，你留意给寻个媳妇”。

　　

56岁的邓孟兴嘴里应着，心里却直打鼓，他在镇上开了10年的那家婚介所其实早在2014年就关门了，附近十里八乡的男孩太多，女孩太少，没法干了。

　　

可老邓10多年干媒婆的名气和声誉还在，家里有男孩的，还是会趁着年轻人打工回来过春节的机会，在腊月和正月里频繁出入老邓家，拜托他帮着解决这件终身大事。

　　

“还有6个女娃”，老邓对村里谁家有适婚女孩的情况了如指掌，但他心里也明镜似得，这掰着指头都数得过来女娃，很难看得上村里那40多个未婚男青年，“还有条件更好的男娃从外村找来呢”。

　　

2010年之前，老邓一年还能撮合成一二十对，但似乎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曾经密密麻麻记录着男女青年信息的小本上，只有男孩的信息在不断地增加，女孩信息越来越少。

　　

媒婆老邓总结说，估摸着是八九十年代出生的男娃远远多过女娃。其实，老邓朴素的认知早已经是人口学家研究的重点。

过去10多年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教授李树茁和他的同事，在不断对人口普查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的同时，还对全国28个省区市的300多个行政村的农村剩男情况进行田野调查。

他们给出的结论是，由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城市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复合影响,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已出现整体失衡。

近一二十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已厘清了一个事实:我国出生人口性别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就一路走

高，并持续高位徘徊,最高峰的时候，出生人口性别比120：100，远超103:100的正常值,已经成为全世界出生性别比最失衡的国家之一。

这组数据意味着，每出生100个女孩，就有120个男孩出生。“如今，这一代人正不断进入适婚年龄，失衡后果逐渐显现”，李树茁的判断是，2010年开始，中国将经历长达几十年的“男性婚姻挤压”,到2050年，中国50岁以上大龄未婚男性将达到3000万以上。

“80年代后出生的男性中，将有10%至15%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考虑到边远地区是婚姻挤压的最后一级,农村剩男的比例要比这高得多。” 李树茁说：“这轮危机规模大、来势猛，持续时间长，必将构成困扰21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

相亲成为春节主旋律的远不止河南的韩朱岗村。鄂中柴湾村的王飞龙夫妇提起3个儿子的婚事也是长吁短叹。

王飞龙自己有3兄弟，这3兄弟又分别有3个儿子，9个男孩都到了适婚年龄。这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近四五年来春节前后的主题就一个，拜托能找到的一切社会关系，安排一场又一场的相亲。

每年还不到腊月，王家的几个妯娌就开始四处奔走，张罗相亲的事，但能安排相亲的女孩实在太少，大多数时候，男孩们只能在网吧里无聊地度过。尽管各种网络社交工具也曾让一些农村男青年有机会在虚拟的环境中实践爱情兵法，但毕竟那大多是镜花水月。

9个男孩的相亲波折几乎让这个家族每年春节都被愁云笼罩，大一点的那几个孩子已经奔着30岁去了，按农村的习俗，过了30岁还没娶上媳妇，打光棍几乎就已成定局。

女孩稀缺，媒婆生意难做，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龄剩男密集出现，不少剩男多的地方被戴上了“光棍村”的帽子。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近年来在国内多个村庄做田野调查，他观察到，一些农村的光棍率之前较为平稳，但从80年代之后开始急剧上升，“这个现象非常显著”。

他根据自己收集到的信息计算出，一些村里的剩男比例在3%左右，如果做个简单的估算，全国农村在峰值期大约有2000万左右的剩男，平均到68万个行政村，每个村就将有近30个剩男。

李树茁团队对300多个行政村的实地调查显示，每村平均大龄未婚男性达9.03人。其中，近80%的大龄未婚男性身体健康，没有残疾，“他们的失婚不是身体原因造成，属于被迫失婚”。

每年春节，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都会要求研究人员写篇回乡记。在这些乡村笔记中，几乎所有学者都把经济拮据列为农村剩男失婚的最根本成因。博士生刘锐曾讲述过一个辛酸的过年故事。

2014年春节，刘锐的同乡、37岁的邓长清没有回家过年。邓的母亲曾生过几场大病，家里没能积攒下多少积蓄，因此小邓初中毕业后就南下打工，希望趁年轻挣点娶媳妇的钱。然而由于学历低，只能靠打零工生存，几年下来，仍然没能脱贫。父母也曾找人介绍，但媒人看到小邓的家境，都摇头不愿接单。

不知不觉人到30，小邓逐渐感受到单身的压力。最让他难受的是，因为单身，年终回家不仅遭到兄弟奚落，而且邻居也会指指点点，父母每谈及此事就长叹。有一年，全家吃完团年饭，母亲借着酒兴提及此事，说着说着竟落下泪来。小邓对家里的愧疚感日重，次年大年三十，他给家里打电话，决定不回来了。他说，现在找到一位带着两个小孩、即将离异的外省女人，希望年后人少时带着媳妇回家。放下电话，母亲大哭一场，觉得自己对不起儿子，愁云笼罩了整个新年。

“现代婚姻鼓励个人能力，但个人能力由家庭文化决定，当经济上既处弱势，家庭教育又不足时，光棍就会被惯性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刘锐写道，“回到村里，长辈说得最多的话是，农村人要面对现实。”

王飞龙夫妇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初下手晚了，大儿子24岁了才开始替他张罗婚事，这时绝大多数的同龄姑娘早已成婚。

王飞龙说，自己家经济条件不好，儿子们也没太大本事，媒人都不待见。媒人给王飞龙甩下过一句话，现在家里条件好的男孩，十七八岁就开始相亲了，像你家这样条件一般的，现在才动手，难啊！

王飞龙自己就是24岁结的婚。“那时候农村到处都是倡导晚婚的标语，乡上也得等你到24岁才给办证。可没想到，如今儿子这个年纪谈婚事就已经晚了。”

这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轮回，王飞龙的父亲那一辈也是在十八九岁就得娶妻生子，那时候早婚是为了尽快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在经历了二三十年间的晚婚光荣之后，到了王飞龙儿子这一辈，又被“男多女少”的困境裹挟着回到早婚的路径。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夏柱智来自鄂东南的红村，他这几年回家过年时就发现，农村相亲订亲的时间大大提前，村里十七八岁的男孩们就已加入相亲大军了。用当地媒婆的话说，“现在女孩那么少，必须早早给占上”。

该中心另一位博士生魏程琳来自河南商丘，2014年回家过春节时，魏程琳意外地发现，18岁的堂弟阿坤已经订完婚，阿坤的父亲海叔正在实施下个计划，给16岁的小儿子张罗相亲。

海叔掰着指头给魏程琳比画，现在村里的女孩子少得很，处于相亲阶段的男孩子有10个，女孩却只有4个，你不抢，别人就下手了。“亲戚家的一个孩子都22岁了，还没找着对象，家里人为这事都快急死了”。

夏柱智介绍说，在他的家乡，春节前后，青年们陆续回村，许多人在这一个月内把婚姻的所有程序——见面、定亲和认亲、结婚全部走完。“办完没有证的婚礼，就各自外出打工，谈不上了解，年轻人是完成个任务，老人则是卸下副重担”。

西安交通大学的百村调查印证了早婚回潮现象。在其调研报告中写道：早婚回潮说明，在男女性别比失衡的大背景下，男性不得不采取早婚的策略来抢占稀缺的女性资源。

由于女性资源稀缺，争夺新娘的范围被扩大。“现在农村离婚妇女也很抢手。过去农村离婚女性大多被嫌弃，但现在也成了被争夺的对象。”

律师姬如松老家也在豫东农村，他告诉记者，村里去年离婚了12对，女的很快全都被抢走又结婚了，男方则只有3个再婚，其余很可能从此沦为光棍。“12个人里有个是我外甥，后悔得不行。”

姬律师的说法得到了媒人邓孟兴的证实。在他的小本上，二婚甚至三婚妇女都很抢手，“带着拖油瓶也没关系，因为彩礼要得少，越是离婚的，找过来说媒的越多。”老邓说：“我们这儿，离过婚的人再找，叫大媒，给媒人的礼钱都要多些。”

因为实在没有合适对象，一些贫穷农村的男青年的择偶标准一降再降，“只要拣到碗里的都是菜，相貌、年龄、交流沟通什么的都不重要了。” 姬如松告诉记者：“身体残疾、智力缺陷的女性也都有媒婆踏破门槛，只要是女的，怎么样的都能给说到婆家。”

在豫东一个村庄里，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一户人家就因为无力给二儿子支付昂贵的彩礼，只得给他娶了一位智力有缺陷的女孩。女孩基本不能自理生活，家里人怕她跑丢了，只能成年累月地把她关在屋里，吃饭时，再把她放出来。

她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几乎不与她一起生活。但对其父母而言，儿子成家结婚算是完成了一桩心事。“有老婆总比打光棍好吧”，年迈的父亲苦笑着对记者说。

鄂中柴湾村的王飞龙没想到，他们弟兄仨在给儿子张罗对象时，竟碰到一个同样的难题：当相亲的女方听说，男方家里都是3个男孩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出要涨彩礼。

女方的解释是，你们家男孩多，负担重，结婚时不多要点彩礼，以后不可能再从父母那里得到什么了。

这样的解释让王飞龙哭笑不得。他年轻时候找媒婆介绍对象时，如果说谁家兄弟多，那绝对是加分项。

那时候，如果没分家，男孩多，壮劳力多，挣得也多，家境肯定更殷实。即便结婚分家了，那谁家的兄弟多，能帮衬的人多，在村里就有话语权。而如今，兄弟多的男孩居然在婚姻市场上要减分。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魏程琳在河南老家观察到的现象与柴湾村一致。同村的阿凌兄弟三个，阿凌是老大，相亲时，女方要12.8万元的彩礼，阿凌的父母也咬着牙同意了。可没几天，女方反悔了，理由是阿凌家兄弟太多，怕女儿嫁过去后过不上好日子。

魏程琳说，同村20岁的阿亮就更惨了，他家里4个兄弟，他是老大，根本没有媒人愿意上门。他奶奶说，人家女方家庭一听是兄弟4个，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他。魏程琳感概说，也就这十来年功夫，时风就大逆转了。

媒人邓孟兴把他手里的男孩分成了3类：一等男，家里经济条件不错，个子一米七五以上，有能力，城里有房；二等男，家里条件过得去，个子不能太矮，至少上过初中；三等男，经济条件差，身高低于一米六五。“但兄弟多常常一票否决”，邓孟兴说，如果家里有三个以上兄弟，即便条件不错的二等男，甚至一等男，都会降到三等男。

三等男基本上就是困难户。邓孟兴说，这两三年来，他几乎不给三等男介绍对象，因为成功的几率太低，说不成媒的话就收不到费用，瞎耽误工夫。

夏柱智在回乡记里记述了一个案例。这户人家有4个儿子，至今全都打着光棍， “鄂北农村婚俗，彩礼加婚房，至少20来万”，夏柱智写道：“要给4个儿子都娶上媳妇，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四兄弟中最大的已32岁，全家火急火燎，“全家最后的决定是，4个兄弟合作给一个儿子娶回一个媳妇”，夏柱智说：“毕竟不能断了香火！”

中国农村子嗣观念历来很强大。在豫东的孟庄村，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与一位老计生干部的聊天中得知，当年为生男孩，村民想出了各种极端做法，“有把全家口粮都拿去交罚款的，有躲在外地几年不回来的，有离婚重娶的，传宗接代，惟此为大呀！”

“子嗣观念今天仍然根深蒂固，但是在当前剩男困境下，这种观念也在发生微妙变化” 。魏程琳说，巨额的结婚成本，把多子多福的逻辑颠覆了，“调研发现，在一些子嗣观念相对较弱的农村，独生子女已成为普遍现象；在子嗣观念强的地区如华南、华北农村，拥有两孩以上的家庭所占比例也极低。”

这也许就是农民的现实逻辑：必须要一个儿子来延续香火，但也拒绝更多男丁来增添负担。研究人员的判断得到了那位老计生干部的验证：“前年村头老邓家生了个大胖小子，全家乐得合不上嘴，今年又添了孩子，抱出来一看是个儿子，当爹的哇地一声就哭了。”

“不干媒婆的人想象不到女孩稀缺到什么程度”，媒人邓孟兴说，春节前后，一个未婚女青年的家门口能同时停着四五辆车，车里满满地坐着四五位后生，都排着队，等着和女孩见面。

姑娘每天的时段已经被不同的媒婆承包了，一早起来，就坐在家里等着不同的媒婆按着时间段带着他们手里的男孩上门来。遇到姑娘觉得条件不错、顺眼的男孩，她会多聊几句，留个QQ号，加个微信。看不上的，冷场几分钟后，男孩只能知趣地默默离开。

邓孟兴说，往往是他领着的这几个男孩还没聊完，另外的媒人就频繁地给他打电话催促，该人家的时间了。

一个女孩过年期间一天见十几男孩并不新鲜。邓孟兴印象中，有一个女孩一个春节就见了100多个男孩。

“那个姑娘条件不错，见了100多个男孩，总算百里挑一定下一个。可没想到，不多久，两人就吹了。来年的春节，大家听说这女孩又单着了，赶紧又来排队相亲，这一回，又见了90多人。”

“在农村婚姻市场上，女方已取得绝对优势，已经是完全的女尊男卑。”家乡在晋北的博士生李顺观察到，许多千百年改不动的风俗现在也改变了。

“在我的家乡，婆媳地位大逆转，特别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家庭，媳妇都得供着，婆婆得陪着小心，生怕哪点不如意，让媳妇跑了。” 李顺说：“婆婆疼的不是媳妇，疼的是钱呀。”

入赘为耻的观念也自然消解。“严峻现实让男人放下了面子，大家对倒插门也见怪不怪，甚至衍生出市场，山西吕梁就有专门介绍男性入赘到临近地区的媒婆，每人收费5000元。”

在皖南一个村庄，记者听说了王大超的故事。王大超家境贫穷，日子过得磕磕绊绊，眼看按常规结婚无望，31岁那年，他几乎花光所有的积蓄，从广西买了一个媳妇回来。没想到的是，才过了一周，新媳妇就跑了。王大超欲哭无泪，以为此生只能打光棍了。

又过了两年，33岁的王大超遇到一个寡妇，对方要求他倒插门。考虑再三，他最终决定入赘。这一举动震动四邻，因为这个寡妇其实是他的表婶，也就是寡妇的前夫是王大超的表叔。“让人感慨的是，这一圈几近乱伦的关系，没有遭到村民责难，相反获得了大家的同情和祝福。”

“适龄女性的严重缺乏，让农村剩男饥不择食，饥不守道。”婚姻生态失衡对传统伦理的冲击，让在各地进行田野调查的学者们感到震惊。

在一些特别贫困地区，大龄未婚男性甚至会采取“转房”的方式来结束单身。“转房”最为常见的是同辈之间的收继。在贵州山区，陈姓人家有兄弟4人，三哥在一次矿难中死亡，此时四弟已31岁尚未成亲。为了不让三嫂改嫁带走赔偿，也为了省去无力支付的彩礼，父母作主，让老四娶了自己的三嫂。

“‘转房’有违儒家传统道德，历代的村规民约也一再禁止，但在男性婚姻挤压的最低端，这种形式又死灰复燃。”

中国近来的人口普查数据及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婚姻挤压在中国绝非个案，几乎所有省份的农村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女性缺失。更让人忧虑的是，“目前危机还只是初现，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生的男性迈入婚龄，中国男性婚姻挤压的程度还会加重。”已研究此问题十多年的李树茁警告说：“更严重的危机还没真正到来。”

婚庆鞭炮的硝烟慢慢散去，张湖夫妇回到屋里没有一丝睡意。儿子娶了媳妇，压在心头的一块巨石被搬走了。但这个甘肃大山里的家庭，因儿子的婚姻一夜返贫——为了支付结婚费用，家里倾其所有，还欠下了15万元的外债。

　　

老张家境一般，15万元光利息就要花掉他打工年收入的一半。年前他曾经和亲家商量，彩礼能否分期付款。女方家长从嘴里挤出一句话：“你以为买房呢。”无奈之下，张湖只得借钱给女方凑足彩礼。

　　

张湖家所在的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佛殿湾村是当地出了名的穷山村。“太穷了，姑娘都不愿嫁过来，越穷的地方，彩礼涨得越高。”张湖说，这几年，村里有男娃的家庭对飞涨的彩礼已经习以为常，谁家娶了媳妇，都会问一句，“多少钱买的”。

　　

一个“买”字透出了“张湖们”的无奈，也折射出彩礼背后农村婚姻的冷峻现实。

　　

不愿留在山里的不只是佛殿湾村的姑娘。

　　

19岁的小扣已经在北京闯荡了4年，这位来自陕西绥德的姑娘最烦别人对她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你找对象不愁了。”因为绥德的汉子再像传说中那么好，她也不中意。

小扣儿时的伙伴大多已经找到了婆家，几乎没有人嫁给本地的汉子。姑娘们都想走出大山，最理想的是能在西安买房子，再不济也要去离绥德稍近的延安，而小扣希望能在北京安家。

小扣的妈妈担心她整天在外闯荡耽误了结婚，但她一点都不着急。北京比绥德大多了，这里可选择的结婚对象也要多得多。在美容院做技师的小扣说，在北京，一切都是新鲜的，包括获得爱情的方式。

“你知道微信有个摇一摇的功能吗？”每次和老家的小伙伴微信聊天时，小扣都会给大家传授这个社交软件上的小功能。后来，她的一个闺蜜真的摇出个“亲爱的”，在外打工的两个同乡，也都通过网恋结了婚。

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看来，市场经济加速了年轻人的流动性，打工潮扩大了农村的婚姻圈子，确实让一些年轻人获得了更大的选择自由，但也给爱情与婚姻带来了更浓重的市场气息。

在河南中部的吕楼村村民眼中，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家在选择媳妇上，有更多的可能性。

村里的吕军东早年在宁波回收二手电瓶，“开始几年的生意，好得只记得数钱了”。他盖起了吕楼村的第一栋楼房，院子里铺上了水泥砖，院墙上的琉璃瓦闪闪发光。

这几年，吕军东都是开着轿车从宁波回家过年，“一到年关就有接不完的电话。”他用抱怨的语气笑着说，“都是给儿子说媒的。”

刚进腊月，吕军东的儿子就开着轿车穿梭在乡间小路上，去见那些精心打扮后等待他来相亲的女孩儿。“最频繁的时候，一天看了5个。”吕军东说。

除了像吕军东一样“收电瓶的”，在吕楼村所在的何店乡，那些早年外出“搞沥青的”“卖药的”，都成了村里“最先富起来的人”。

年轻人大规模外出，成就了一批“富人”，也改变了年轻人的交往方式。以往，村里年轻人之间的交流范围大多囿于镇上的学校、集市、庙会等为数不多 的公共场所。每逢赶集，经常能看到三五成群的男女青年在街上寻找“缘分”。“有时看上哪个姑娘，在大街上不好意思开口，只能一直跟到人家村里，再找人来说 媒。”吕楼村一个结婚不久的男青年说。

现在，每逢年关，返乡的年轻人也会到集市上去“凑热闹”。但更多时候，他们都坐在家里的暖炉旁，手指在手机屏幕上上下滑动，频繁地刷着“附近的 人”，或者跟千里之外的网友聊天。村里有几个男青年，不用父母操心，就带回了“在QQ上聊来的媳妇”，而这种异地“自谈”的恋爱，不仅会让双方家庭谈判更 加简单，也会大大降低彩礼的价格。

手机与互联网的普及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农村，旺盛的社交需求，以及对浪漫的天然向往，随着交往圈子的扩大逐渐释放，农村青年对婚姻对象的选择也越来越多、越来越自由。

在吕楼村，吕军东这一代人和他的父辈们，几乎都是在本乡内通婚，“过年走亲戚，骑上半小时的自行车就到了娘家”。而现在，村里来自外乡、外县， 甚至是操着外省口音的媳妇越来越多。这些外地媳妇本来和吕楼村的青年一样，都是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的，他们在城市相遇，然后恋爱结婚。这些变化在吕楼村老 辈人那里是难以想象的。

婚姻圈扩大了，婚姻市场甚至延伸到国门之外，人们可以在更大的空间、更自由地选择结婚对象。只是，刚刚打开的农村社会，似乎还没有适应这汹涌的市场浪潮。

在贵州，学者刘燕舞调研的3个自然村里，当年选择和跨市、跨省女性结婚的占了一半左右。但是这些外地女性的婚姻极不稳定，3个自然村中，共有9个外来媳妇，最后“跑”了6个。这些出走的新娘重新回到了婚姻市场，留下的却是一条条“光棍”和一个个单亲儿童。

“万紫千红，一动不动”……这些彩礼口诀对甘肃庆阳偏远山区的农民来说，就像陇东的大山一样难以翻越。

万紫，一万张五元的人民币叠在一起；千红，意味着一千张100元人民币，一动，是一辆小轿车；不动，自然是房产。

在张湖所在的佛殿湾村，飞涨的彩礼让当下农村青年的婚姻多了一层买卖的意味。佛殿湾村，离庆阳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山大沟深，从市区到村里需要倒3趟车，再步行5公里。蜿蜒的山路环绕着陇东的大山，路的一旁就是悬崖，张湖家至今还住在一口破窑洞里。

在张湖所在的佛殿湾村，飞涨的彩礼让当下农村青年的婚姻多了一层买卖的意味。佛殿湾村，离庆阳有几十公里的路程，山大沟深，从市区到村里需要倒3趟车，再步行5公里。蜿蜒的山路环绕着陇东的大山，路的一旁就是悬崖，张湖家至今还住在一口破窑洞里。

张湖家的二儿子正在读高三，如果考不上大学，也面临着娶媳妇的问题。张湖希望儿子能考上大学，他已经难以再承受一次彩礼的折腾了。

近几年，庆阳农村的“天价彩礼”，进入了增长的快车道，从2004年的不到1万元，快速跑进了2015年的15万元。

彩礼不仅是西北老张一家难以逾越的黄土高坡，刘燕舞等学者发现，越是经济条件不好的地区，近年彩礼涨得就越厉害，“供求决定价格，爱情少了含情脉脉，赤裸裸地遵循市场规律”。

河南东部一个村庄的媒婆邓孟兴说，这几年，在一女难求的背景下，他屡屡被坐上火箭的彩礼吓到。很多女方父母一开口就是六万六、八万八等吉利数字，这还只是彩礼，不包括买房、买车、酒席的费用。

房子正成为农村结婚费用中一个最大头的支出，女方已经不满足男方家里在农村盖新房了，不少女方要求在县城买房，再不济也得在镇上买房。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近一两年来回乡都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县城里的房价涨得厉害。

以鄂中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县城为例，现房的价格已经在每平方米七八千元，而武汉郊区的房价也不过如此。据该县县城一家房地产中介的老板介绍说，乡镇年轻人的婚房是抬高县城房间的主导因素。

事实上，大概也就在七八年前，豫鄂等中部地区的农村，男方给女方的彩礼也就是俗称的“三金三银”，金、银项链、耳环、手镯各一套。而现在，往往礼金就6万~10万起步，不少家庭都会为儿子的婚事负债累累。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刘锐的邻居小刘家已盖上二层楼房，可他母亲还想着再买辆车。闲聊时刘锐问道，你们平时也用不着开 车，买来做什么呢？邻居的母亲回答，“媒人要看呀!你看，买车的人都找到了媳妇。”刘锐发现，这个村60多户已有10辆私家车，除了过年期间偶尔开一下， 平时就搁在院子里睡大觉。

刘燕舞曾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彩礼变化进行过梳理。上世纪70年代到上世纪80年代，结婚对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算不上是负担。到上世纪90年 代中后期，婚姻消费开始上涨，数额相当于一个农村劳动力年毛收入的三四倍，也就是说，一个劳动力不吃不喝，需要劳动三四年才能结得起婚。

从2000年开始，婚姻消费可谓飞涨，彩礼数额几乎需要一个劳动力不吃不喝劳作4~7年才能负担得起。如果考虑建房等硬性条件的消费支出的话， 那么将意味着一个劳动力需要劳作11～16年才能负担得起。“这还是几年前的推算，如果放到现在，大概得要20年才付得清。”刘燕舞说。

2015年3月，一位来自甘肃省泾川县的网友给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在网络上留言说，结婚的彩礼太高，动辄二三十万元，农村的年轻人感到压力巨大，省里的领导能不能管管。

几天后，中共泾川县委办公室在网络上给小伙子回了信，而从这封回信中也可以看出农村彩礼高涨的事实和部分原因。

这封回信说，泾川县各乡镇、各村之间彩礼有所差别，总体彩礼在13万至20万之间。造成农村彩礼高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村婚龄男女比例失调。根据统计，泾川县婚龄男女青年比例为1.86∶1，乡镇也普通存在着婚龄青年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

事实上，政府也想管管彩礼问题。2015年6月，庆阳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倡导婚俗新风加强农村婚姻管理工作的意见》，想要将杜绝“天价彩礼”、拒绝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禁止媒人借婚介敛财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之中，印发全体村民家庭执行。

“根本到不了我们村，这样简单就能改变老风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当张湖听了市里有这样一个文件后说。

西安交通大学的姜全保博士曾经对全国百村的光棍情况进行过调查，在他看来，彩礼飞涨的根源就是男多女少。他说，性别失衡对婚姻产生的最大影响就 是结婚成本急剧上升。当稀缺的女性被分配到数量更多的男人中间，就会使男人形成竞争，男人为了增加结婚机会，就必须付出更多的经济代价。

“婚姻也是个市场，条件差的男方家庭意味着在婚姻市场处于劣势，议价能力较弱。”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教授说，“为了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中获胜，只能提高彩礼的数额。”

河南的一个村庄，一年娶了40多个媳妇，远远多于周边村庄。原因是提高了彩礼价格，周围村庄都给10万元，这个村给12万元。周围村庄的人抱怨归抱怨，但也只得跟着把彩礼抬高。

“那些处在劣势的男方家庭提高了彩礼数额，产生示范效应，其他人也相应提高彩礼数额，进而使彩礼平均水平上升。”贺雪峰说，“其他处于劣势的男方家庭要高于平均水平才能在竞争中获胜，从而形成一个平均彩礼水平不断上升的恶性循环。”

34岁的叶虎终于把自己从小叶熬成了老叶，不变的是依然打着光棍。叶虎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却喜欢看小说，尤其喜欢五四时期的爱情小说，即便在浙江打工，空闲时也是一个人安静地在宿舍里看书，大伙儿对他的评价是，“这孩子太文艺”。

每年春节回家，小叶跟别人聊天的话题，除了小说，还有时下热门的国内外大事，跟村子里的男青年一起交流，显得鹤立鸡群。闲书读得多，长得也还俊秀，叶虎的眼界也抬得很高，处了好几个对象都不了了之。30岁前,他坚信书中爱情的美好结局，不肯降低身段。

然而，叶虎家境不富裕，条件好的姑娘对这个“穷浪漫”的男青年并不热衷。眼瞅着儿子成了剩男，母亲终日以泪洗面，四处向人哭诉。可四邻八乡中，叶家儿子的另类出了名，很少有人愿意帮忙做媒。

最新消息说，现在小叶低头了。即便是媒婆推荐的有小孩的离异女性，他也愿意去见面。

在刘燕舞看来，由于经济分化的加剧以及农村内部人员构成的异质性，使得经济因素越来越成为决定婚姻成败的关键因素，浪漫终究只得败下阵来。

在北京打工的陕西绥德姑娘小扣既想追求自己所梦想的浪漫爱情，又不得不面对赤裸裸的现实。小扣的姐姐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姐姐中意的是自己的初中 同学，但妈妈说，那个男孩家比自己家还穷，人又老实，可以预见的未来就是两人打工，靠微薄收入支撑生活。每次说起这些，妈妈都会边掉眼泪边说，自己已经一 辈子这样了，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还住在山里。

在妈妈的安排下，见过几次面后，小扣的姐姐嫁给了一个家里在延安有房子的男青年。但婚后3个月，小扣的姐姐就从婆家离家出走了，并留下了“死也不回去”的狠话。男方家里派了庞大的队伍上小扣家要回了彩礼。

姐姐的前车之鉴并没有改变妈妈的态度。妈妈依然坚持，爱情与浪漫不能当饭吃，如果小扣要结婚，男方必须在城里有房，而且支付的彩礼也必须随行就 市。另外，小扣的哥哥还没有成亲，在妈妈看来，小扣必须承担起为哥哥攒彩礼钱的任务。妈妈说了，现在全家人的努力就是为了哥哥娶媳妇。

小扣也明白自己陷入了婚姻的怪圈，哥哥结婚，全家人都必须为了沉重的彩礼贡献力量，小扣深知一份彩礼对男方家庭的重压。可轮到她自己结婚时，娘家注定不会在彩礼上松口了，男方的家庭也得为了彩礼殚精竭虑，说不定男方的姐妹也如她一样正在辛苦地挣着彩礼。

小扣也明白自己陷入了婚姻的怪圈，哥哥结婚，全家人都必须为了沉重的彩礼贡献力量，小扣深知一份彩礼对男方家庭的重压。可轮到她自己结婚时，娘家注定不会在彩礼上松口了，男方的家庭也得为了彩礼殚精竭虑，说不定男方的姐妹也如她一样正在辛苦地挣着彩礼。

农村婚姻市场的扩大，“供求”关系的紧张，同时催生了婚姻中介行业，让曾经只是“撮合好事”的媒婆变得职业化起来。

不少农村附近的集镇都办起了婚姻介绍所。但不同于城里的婚介所，在农村媒婆手里的未婚名单中，男女青年都因为不同的条件被标上不同的价格，媒婆给撮合的时候，男女青年就像在市场上被交易一般。

在河南中部的吕楼村，“婚姻”二字的价值不仅由不断飞涨的彩礼支撑，而且女孩也依照相貌、学历的不同，而被标上了不同的价格。在吕楼村的“婚姻 市场”，如果按女方的学历来定价的话，通常的“价格”是：本科15万元，大专12万元，中专10万元。理由是，为供女儿上学借了那么多债，结婚时必须得到 补偿。

50岁出头的吕文生刚刚为儿子凑齐了女方需要的彩礼，准儿媳虽不是大专生，但自己儿子年龄大了，他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默默比照着承受12万元的价码。

在山西吕梁，因为当地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男性很难在当地找到结婚对象。而临近的运城市部分农村，因为早年计划生育执行比较严，造成独女户比较 多，再加上运城经济条件较好，吕梁一些地方出现专门介绍男性入赘到运城的男性媒婆。尽管是入赘，一场成功的婚事仍然要支付给媒婆5000元，几乎相当于当 地一个人大半年的收入。

在河南的吕楼村，吕文生倾其所有，用10多万元的彩礼，最终搞定了儿子的婚事。但村里，有的人家，就是砸锅卖铁，也凑不出如此高昂的彩礼。为了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一种大家心照不宣的模式悄悄地蔓延开来:从国外买个媳妇回来，这是他们避免成为“光棍”的最后方式。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乡间的小路上会闪现着一些与北方人身形完全不同的身影。不仅吕楼村有，不少北方的村庄都有。

这些眼窝深陷、肤色黝黑的女人与村子里的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没有人关心她们具体来自哪里，也没有人听得懂她们说的话，事实上，她们甚至没有名字。村民们谈论最多的，是她们的价格，两万元一个，“便宜得很”。

她们的家乡或是在缅甸，或是在越南、柬埔寨。这些洋媳妇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事，做家务，发呆。直到生了孩子，在家人的陪伴下她们才可以偶尔到集市上感受一下小镇的热闹。慢慢地，她们开始学会说一些腔调古怪的当地话。

最令学者刘燕舞称奇的是，他曾在贵州的一个边远山村里看见一位当地村民买来的缅甸媳妇。

从贵阳坐车到那个海拔2000多米的山村，刘燕舞花了两天的时间，他想象不出这个缅甸的媳妇是怎样辗转从国境线的那头翻山越岭落户到贵州的。

听说这个缅甸媳妇已经40多岁，高颧骨、黑皮肤、小个儿，在当地人的审美观中，丑得吓人，而且身体也不好，病恹恹的，干不了地里的活儿。

尽管能挑出一堆的毛病，但村里人还是钦佩娶上缅甸媳妇的这个村民，不管什么路子，至少没花多少钱吧，至少不用打光棍了吧。

“这些外籍新娘的婚姻行为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很多甚至涉及到人口贩卖。”刘燕舞担忧，“婚姻市场可以无限延伸，但是带来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

在搜索引擎上，只要输入越南媳妇、缅甸媳妇等关键词，就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各种能“交易”洋媳妇的贴吧、社交群，甚至电商平台上也有卖家。似乎这样的婚姻形式已经很成规模，甚至已经成了产业。对那些所谓的国际红娘来说，婚姻早就成为赤裸裸的交易，牵线搭桥就是一桩买卖。

正因为夫妻关系是买来的，所以在很多娶了外国媳妇的家庭里，看管与被管成了主旋律，婆家人惴惴不安，每天都担心，千万别让买的媳妇跑了。

2014年11月，河北邯郸市发生了多起越南新娘集体出逃的事件，涉及当地28户农民的家庭。

据娶了越南新娘的一个村民介绍，如果迎娶本地姑娘，需要“三斤一响”作为彩礼，也就是3斤重100元纸币，算下来是一二十万人民币，再加上一 响，也就是一辆汽车，当然必备的还有一套新房，算下来，就是三四十万了。村里很多家庭都无力承担，所以不得不选择语言沟通都存在障碍但是相对便宜的越南姑 娘。

2014年的春天，一位越南来的女士，给邯郸的几个村庄带了一批越南姑娘，分别嫁到了28户人家。这些人家付出的代价是支付给女方两三万元，这比起娶个当地媳妇便宜多了。可没想到，好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当年年底这批新娘就集体出逃了。

在警方的介入下，跨国新娘背后的诈骗团伙被控制。2016年1月初，相关人员被法院判刑入狱。罪犯被惩治了，但新娘也飞走了,留下的是28个新光棍，他们也许此生再也无力组建家庭。

（宣金学、向楠参与了部分采访。应被采访者要求，部分人名、地名使用了化名）

2015年夏季的一天，豫中河口镇村民钱贵的母亲接到儿媳妇的长途电话：“跟你说实话吧，我不想跟你儿子过了，我另找了人，要留在城里！”

　　

钱母一下懵了。媳妇一向老实厚道，跟儿子结婚10年，已有一儿一女。这一年开春后，夫妻俩第一次去北京打工。“这才几个月呀，怎么突然就要扔下这么大个家呢？”

　　

在数千万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中，这样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用术语说，这叫‘悬垂家庭’，即夫妻没有离婚，也有孩子，但妻子在城市里跟别人生活在一起，家人拿她们没办法。”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表示，在城镇化过程中，这是常见现象。

　　

悬垂一段时间后，女方大多会选择离婚，重组家庭。中部地区一家市级法院曾对当地离婚诉讼情况进行统计，连续几年，由女方提出的诉讼占70%以上，而且其中九成以上都是外出打工后要求离婚的。

　　

钱贵也预感到自己的命运。这个今年已经32岁、带着两个“拖油瓶”的男人，很可能从此沦为光棍儿，加入到日益庞大的农村剩男队伍中。

“如果我不走，就要卷入无休止的相亲中，说不定就一辈子留在农村了”。大半年前，魏红薇从甘肃定西农村老家偷跑到了省会兰州，心里满满的都是独立和自由。

魏红薇在城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餐厅当迎宾，来来往往的客人几乎都会在进出时跟她聊几句，大多是“三个终极问题”：多大，哪来，结婚了没。

尽管城市让她有时候头晕目眩，但魏红薇与母亲那一代人不同了，她不只是来挣钱的，她希望留下来。一场与城里人的婚姻或许是她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

魏红薇的城市梦常会被大家嘲笑，“那么多白富美都还剩着呢，城里人怎么就能看得上你？”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30岁及以上女性人口中，有2.47%未婚，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增长近一倍，其中绝大多数生活在城市。

然而魏红薇有自己的想法，她说，她的要求并不高，只是希望能留在城里，而且在姐妹们的议论里，也不时听到成功的例子。

事实上，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还显示，29岁至65岁的人群中，城市男性结婚率始终高于农村；另一个数字是，同年龄段的城市女性未婚率高于城市男性。

虽然城市里未婚女性富余，但现实中农村男孩要靠一纸婚书留在城里，更像是天上掉馅饼。2013年，家住甘肃庆阳大山里的董超一度觉得馅饼掉在自己头上了。

那一年，董超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女孩自称父母是甘肃平凉的房地产老板，两人在网上聊得很投缘，私定了终身。虽然有点像做梦，但事情的进展却很真实。

当年10月，董超父母来到平凉订婚。双方父母也聊得很投机。女方父母还赠送了项链给董超母亲。从平凉回来，董超母亲十分骄傲地告诉乡亲们：“我家孩子娶媳妇进了城，不仅不要彩礼，还送了房子。”

1个月后，女方父亲打电话给董超的父亲，说房子装修好了，还差7万元，希望能支持一点。“当时我爸妈就想，反正也是为了两个孩子好，想都没想，就打过去了。”董超说。

可就在打卡过去的第二天，女方全家就人间蒸发了。董超这才醒悟，这是一场骗局。“没脸见人，就是个天大的笑话。”梦醒后，董超在外打工流浪了两年才敢回到村里。

“当前无论是城市和乡村都存在‘婚姻贱农主义’倾向。农村在我国的文化语境中一直代表着落后、愚昧，农村人进城后,这种观念更发展到无以复加的 地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认为，城市女性即便看不上城市条件不好的男性，也不会下嫁到边远农村，因为这不符合社会的流行观念，也不符合年轻女 性的价值取向。

马燕是村里最“潮”的姑娘。在兰州最繁华的西关十字，她是舞池里的公主。她习惯顶着厚厚的妆，把自己的陇东口音藏起来，除了不经意间偶然的暴露，很少有人能猜出她从哪儿来。

在这里，她是另一个自己。

短短20分钟，酒吧里跟马燕搭讪的男士就有3个。精致的装束下，没人发现，自称“莎莎”的马燕7年前才从大山里走出来。

在漂泊的日子里，她几乎干了所有能干的职业：服务员、美容技师、售货员、酒吧侍应，绝大多数都是城里姑娘觉得收入少、不体面的工作。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城市提供了太多的就业岗位，只要不挑剔，生存的机会比农村多得多。

在酒吧工作的日子里，马燕发现只要穿着得体，少说话，陌生人会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尊重。她学会了化妆，学会了在网店买衣服，学会了普通话，还学会了抽烟。

7年里，马燕在城里换了5个男友，她说，如果找不到爱情，就追求能留在城里的婚姻吧。在走马灯式地换了多个男友以后，马燕还是觉得自己要找城里人，即便不是什么高帅富，自己孩子的命运或许能因此转折。

对于钱贵的妻子赵明明来说，城市的诱惑来得更急促。

在来北京之前，她只去过一次县城。钱贵家开了一家澡堂，他还有一手家传的厨艺，有时也会被村民请去做婚宴或丧事的厨师，小两口的日子过得很平静。

两个孩子上学后，经济吃紧，赵明明和钱贵决定一起外出打工。他们在北京的一家餐厅找到了工作，钱贵在后厨，赵明明在前台做服务员。到京不久，赵明明就被餐厅一个男厨师看上了，这个来自河北保定的“城里人”，大胆地向赵明明示爱。

赵明明心乱了。钱贵是个老实人，但不爱交际，因为长期自我封闭，还养成了酗酒的毛病。相较钱贵的内向，保定厨师要活泛得多，而且有情趣、懂生活。经过几番挣扎，赵明明开始偷偷跟厨师一起去看电影，逛公园。

钱贵发现了妻子的变化，劝阻无效，怒而独自回到家中。从此赵明明便不再跟钱家人联系，过了两个月，赵明明给钱母打电话摊牌，称自己不再回家了。

其实在很多专家看来，像魏红薇、赵明明这样的90后“新农女”，她们大多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几乎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农村社会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在她们身上也少有体现，眼界的开阔和经济的独立，让她们更多选择了“个人本位”的生活态度。

中国一直有“向上婚”的传统，在城市化过程中，“新农女”希望通过婚姻来改变社会地位，这种愿望变得更加普遍和强烈。“从女性解放的角度看，这 是一种进步，她们有了更多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可能。”华中科技大学人口所研究人员石人炳说，“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受不健康思想的影响，部分新生代 农民工的婚姻价值取向发生了偏离, 道德观念淡薄, 开始追求以物质享受为基础的‘实惠婚姻’。”

“兰州，总是在清晨出走；兰州，夜晚温暖的醉酒……”马燕很喜欢哼唱这首在当地年轻人中传唱度很高的歌，她也迷上了城市里五光十色、如梦如幻的生活。现在，在拉面馆里，她会利索地跟伙计说：“二细，辣子多些。”犹如一个“老兰州”一样。

“我已经不想回去了”，大半年的时间里，魏红薇也少了刚到城市的懵懂，多了一分坚持。进入腊月后，魏红薇已经多次接到家里的电话，让她回老家结婚。她并没有告诉家里，她在城里找了男朋友。她甚至决定，春节不回家。

对马燕和魏红薇这些90后来说，城市的生活就像一块吸铁石，满满的诱惑与新奇，她们不知道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的公告，201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73，她们更多的是爱上了在这里的感觉。

马燕说，网上买衣服，不管天南海北哪个城市，送到兰州也就一两天，可要送到老家的大山里，几乎就是天方夜谭，很多快递公司最多也就送到县城。

然而，在城市待久了，“新农女”们就会明白，从农村通向城市的道路，需要决心、恒心，甚至是狠心。

梁丽丽的丈夫和她的父亲一般大。这个来自赣南的女孩在自己23岁时，嫁给了一个大她20岁的广东人。她说，自己可以少奋斗30年。

2012年，梁丽丽从江西来到东南沿海。她只要一说话，谁都知道她是个外来妹。“买个肥皂最好都要说当地话，时刻都在提醒自己与这里的距离”。

为了融入当地，梁丽丽从粤语歌开始学，和粤语说得好的同事多聊天，慢慢克服了语言障碍。

可就算学会了说话，可漂泊感从未远离她。梁丽丽在朋友圈里写道：“这个城市没有草长莺飞的传说，它永远活在现实里面，快速的鼓点，匆忙的身影，我不知道我是谁。”

最终，一个机会给了她一个身份。

2013年，梁丽丽兼职给本地人打扫卫生，一次50元。因为打扫卫生时，家里要有人，打扫完毕，家里的男主人经常留梁丽丽一起吃晚饭。几次聊天后，梁丽丽才知道眼前这个中年男人妻子因车祸去世，如今孤身一人。“我觉得我们是互相需要的关系，他需要人陪，我想要身份”。

当时，梁丽丽其实早已经和别人有了婚约，对方是个岁数相当的小伙儿。梁丽丽不是没挣扎过，可感情和虚荣填不满城乡间巨大的鸿沟，也替代不了身份后面那些教育、医疗和文化等方面的福利。

尽管父亲觉得这样失信于人，极力反对，但梁丽丽最终还是毁了婚。这件事几乎遭到了全村人的谴责，但在跟家里大闹一场后，梁丽丽绝然地离开。

刘燕舞曾就城市与光棍的关系做过一个有趣的观察。他在山东青州调研时发现，离市区最近的一个村庄，光棍始终是个位数，几个有残疾的男性村民也从 偏远村庄娶到了媳妇；而离城区越远，村里的光棍数量也越多。“即便同个村庄也有差异，靠近公路的村组的光棍数量要明显少于其他村组”。

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巨大的落差在婚姻市场上也形成剪刀差：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30岁以上的人群中，农村男性未婚率始终高于城 市；而45岁到49岁“铁杆剩男”年龄段的比例，城市是1.97%，农村是4.29%，高出1倍多。专家预测，2016年揭晓的第七次人口普查，这个剪刀 差将会更加惊人。

接到赵明明的电话，钱母立即去找媳妇娘家人，毕竟还有一双儿女，“大的9岁，小的7岁，乖巧得很，当娘的咋割舍得下？”

用孩子当筹码来拯救婚姻，这是许多悬垂家庭最后的手段，但结果大都无济于事。在赵明明沉默了几个月后，钱家已经绝望，放弃这个媳妇了。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 妇女应该是比男人更顾家的, 特别是更眷恋孩子, 但为什么我们的调查中高达87.5%的女性会不要孩子呢？”刘燕舞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这反映了一个深刻变化，她们的家庭幸福观念已向个体幸福观念转变。”

母亲的离开有时有预兆，有时悄然无息。

在最小的孩子40天的时候，甘肃庆阳佛殿湾村村民张志文的妻子给孩子喂好奶，又给另外两个孩子买了点零食，然后将3个孩子关在窑洞里，出门后她给张志文打了个电话，“我去城里，不回来了”。

“我完全没想到老婆会跑，更没想过她会以那种方式离开。”张志文说，“她只带走了夏天的衣服。应该往南方去了。”张志文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场景，最小的孩子在哭，两个大点的孩子坐在地上，吃着妈妈买给她们的零食。

在张志文以前的新房，全家福还挂在那儿。为了给张志文娶亲，父亲欠下了7万元债，好不容易去年还清了，本以为一家人可以开始过安稳日子了，谁料祸从天降。

“老婆跑路在村里是常事，村里的拖油瓶有很多。”张志文说，“不敢带媳妇出去打工呀，就是出去了，也要盯紧点，怕媳妇跟别人跑了。”在他家族里同辈5个男青年，有4个老婆跑了。

跑出去一阵后，如果有了新对象，妻子们会回来办离婚。华中科技大学人口所研究人员石人炳在调研报告中写道：据在河南省部分农村的调查,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始，离婚情况明显增多, 特别是90年代以来, 离婚数量占到解放后50年离婚总数的近50%。在湖北省松滋市，2004年审理的714件离婚案件中, 女方起诉所占比例高达75%以上，起诉的女方中，有九成以上都是外出打工后要离婚的。在流出人口最多的四川省, 部分农村的离婚率已经高出城镇水平。

“就全国而言, 婚姻挤压风险主要由贫穷农村来承担。城乡流动加剧了贫困地区的婚姻问题和城乡梯度婚姻的形成。”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说。据中国青年报记者查到的公开数据，由于同期群城镇男性的再次挤压，农村婚配困难的男性将达到15.03% 。

李树茁认为，城镇化所带来的观念变化，带来的社会组织的变化，带来的人与人关系网络的变化，都是有益于农村青年的经济家庭和社会地位。如果能把农村青年流动和城镇化结合起来，权利均等化，服务均等化，对性别失衡问题是有帮助的。

在这位学者看来，如果农村人能享受到与城市相似或者相见的物质、医疗、教育、社保等，农村姑娘就不会如此急迫地要向城市里流动。

“‘兰漂’了这些年，一直也不知道跟谁较劲，也到了出走的时候了”。7年，攒了6万多元，26岁的马燕决定结婚，但不是在兰州，而是回到家乡的县城，在家里的张罗下，她也算是走出了大山，准备嫁给一个县城里的人。

梁丽丽在城市里的生活已经安定，2014年，她给丈夫生了儿子。“过一段，我想把爸妈和弟弟接来一起住，或者攒够了钱，在城里给他们买套房。”

出乎意料的是，钱贵的妻子赵明明在今年春节前突然回来了，原来那个保定厨师的实力并不是想象的那样，“他兑现不了承诺给我的城市生活。”赵明明说。

（宣金学、向楠参与部分采访。应被采访者要求，部分人名、地名使用了化名）

豫东杞县孟庄村村边的幸福西干渠静静地流淌。“风声紧的那些年，谁家怀了女孩儿不想要了，就偷偷打掉，半夜扔到这条河里。” 村民刘伟忠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当年女孩儿少了，现如今村里有十多个男孩过25岁了还打光棍呢。”

“如今的性别失衡是数十年高出生性别比积累的结果”多位人口专家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出生性别失衡，已埋下了今天剩男危机的祸根。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李树茁团队在其调研报告中推算，1980年到2010年这30年间，出生的男性为2.9亿，女性为2.54亿，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这3600万的缺口中，大概有1600万是由于人口生育中生物学因素造成的，但至少有2000万是由于女性缺失。

1982年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出生性别比达到108.47，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的上限。此后随着计生政策实施、B超技术普及，以及打非行动开展、关爱行动推行，中国出生性别比也高低起伏，30多年来，出生性别比从快速增长到高位徘徊，再到逐步降低，走出了一条的曲折的变化路线。

其实中国从来就是个男性偏好的国家，在没有B超前，弃女婴现象很严重。根据西安交大姜全保教授等人的研究，1940年前后，“失踪”女婴占女婴总数的14%。解放以后，妇女地位提高，弃女婴现象减少，1960年至1970年期间，女婴死亡率基本正常。上个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失踪女性”的比例开始稳步上升，达到2000年的7%左右。

学术界解释了这一轮上涨的原因。“80年代以前人们的男性偏好主要靠‘多生孩子’来解决，80年代政策限制数量后，他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多生’，就只能开始在‘男’字上做文章，选择流产女胎或溺毙女婴等——他们既要减少生育数量以免被罚，又想确保至少生一个男孩。”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姜全保说。

这一判断得到数据支持，根据“四普 ” 数据分析，农业户口的生育妇女如果第一个存活孩子是女孩，那么二孩性别比高达138，三孩性别比高达188；而对于已有一个男孩的，二孩性别比则为101，三孩为108。两者差异明显。

在剩男危机爆发的今天，人们会问当时为啥要出台这个计生政策？原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是1980年中央人口问题座谈会报告的执笔者，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了当时的背景：“不是没有预计到负作用，但大家普遍认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增长快，人民生活处于低水平状态，因此控制人口数量是第一位的，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田雪原说：“总得有个选择，当时选择的原则就是两害相较取其轻，完全无害的东西是没有的。比如我砸一下桌子我的手还有些疼呢，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

刚调到计生委当科员时，湖南省溆浦县民办教师韩生学也颇感自豪，“有种改造国家，造福社会的使命感”。想起自己因为兄弟多而辍学，又目睹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子女多，穷得吃不上饭，韩生学坚信：“传统观念害人不浅，计划生育非搞不可。”

但让韩生学想不明白的是，“这么一个利国利民的政策，老百姓怎么就不能理解？”他发现，在农村基层，节制生育与传统子嗣观念发生了激烈冲突，“老百姓说，子女少了，以后养老怎么办？生不出儿子，不是断了祖宗香火？”

由于农民抵触，计生政策也因此越变越硬。安徽省第一批计划生育专职干部华曾接受记者采访说：“当时执行方式确实比较简单，‘通不通三分钟，三分钟过了一阵风’。 他回忆道：“我们先把群众集中起来，然后就是填鸭式的宣传，也不管群众能不能听懂，一讲就是半天。我们很辛苦，群众依然是一脸茫然。宣传之后，就让大队书记、会计挨家统计谁家应该上环、谁家应该结扎。大队书记、会计非常不情愿，被逼无奈，随便写几个人的名字上报了事，至于他们的亲属当然是一个不报。有了名单，突击几次，任务就完成了。”

农民子嗣需求大路不能走，只得抄小道。田雪原说，其实制定政策时就讨论过在性别选择这个问题，也有结论性意见，要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不允许进行非医学的胎儿性别鉴定。“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最终没有防住。”田雪原说，结果就是，出生性别比和女婴死亡率大幅上升，到了2007年，全国出生性别比已升至125.48，农村出生性别比更高达130.18。

这期间，1980年代中期后，部分地区又实行了“一孩半”政策。因为只有头胎是女孩的才允许生第 2个孩子, 所以生第 2个孩子成为农民生男孩的最后机会，人为干预更为严重，2000年施行一孩半政策的农村地区生性别比高达124.7。考虑到实行 一孩半政策的地市人口占到全国的 70%, 这一下彻底压歪了出生性别比的天枰。

西安交大李树茁团队在调研中发现了八九十年代出现的女婴高死亡率。“如果没有人为性别选择的干预，女婴存活率本应高于男婴。但据199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1-4岁年龄段的女性死亡率要比男性死亡率高出10%。”人口专家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这是因为农民想要男孩，又不想让女孩占指标所致。

然而，在1990年前后，女婴死亡率却突然降低，2010年回复到了略低于男婴的正常值。专家们分析认为，这是因为这时B超技术普及了，“产前性别鉴定技术的出现给人为性别选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李树茁说，借助B超产前选择相对减轻了父母弃毙女婴的道德罪恶感，“失踪”女性大大增加。

豫东孟庄村村民刘伟忠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大约是90年代后期吧，乡镇上突然就冒出许多小医院，B超鉴定和人流一条龙，打也打不掉，打了还又来。” 刘伟忠说：“女孩人流下来，就藏到半夜，然后趁人都睡了，就把孩子扔到东边那个幸福西干渠里，有的就偷偷埋了。”

不管是被溺弃的女婴，还是被流产没能出生的女胎，在人口学上均被称作“失踪的女性”。这个概念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提出，指那些由于人为干预而没能出生，或是因性别偏好导致较早死亡的女性。

在阿马蒂亚•森的估计中，全世界约有1亿多名女性因为人为性别选择而“失踪”。其中，中国和印度是重灾区。据西安交大教授姜全保、李树茁和斯坦福大学教授费尔德曼等人的研究，整个20世纪的100年间，中国的“失踪的女性”总量达到了3559万人。

“虽然根本原因是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但在不同年代还有着不同的直接原因。”姜全保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生育数量限制与传统的男孩偏好观念产生剧烈冲突，导致‘失踪’的女孩不断增多,仅在1980-2010年30年间中国就失踪2013万女性，比例占到了7.34%。”

本已怀孕快5个月的杨凤林再出现在村里时，肚子突然变小了。“肯定又是个女孩给打掉了。”村里人窃窃私语。尽管猜想杨凤林可能做了性别鉴定和引产，但高沟镇计生专员陈桥对此也无可奈何。

“太难了，取证太难。经常是四个月后就来说，跟公公吵架了，要打胎，要么就跑到外地去，说磕了碰了，流产了。”陈桥说，乡镇干部两难事，计划生育宅基地，违建是取证易处罚难，计生是处罚易取证难。“他们是跟你斗智斗勇呀！”

到了2000年前后，引流产女婴泛滥引起了高层注意。田雪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十多年前我就写了文章，题目就叫《高度重视出生性别比可能带来的危机》，已经提到危机这个词。”文章发表后，国务院秘书长和其他领导都做了批示，国务院随即专门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国家计生委等部门参加，还请了几个专家来，田雪原在会上做了中心发言。接着，中央也出台了一些打击措施。

“2000年后，计生工作重点开始转向打击‘两非’，县计生委设立了‘打非办’”。 安徽某县打非办主任杨锋说：“说实话，打击效果并不好，需求太大，利润太高，简直是野火烧不尽呀！”

B超刚普及时，黑诊所主要集中在县城和乡镇，“我下去，一次要收四五台B超机。96、97年，那时机器很贵，一台3万块钱，但也拦不住一个镇至少有一台。鉴定一次性别收60到80块。查出是女孩便宜点儿，查出是男孩就贵点儿，因为查出男孩就是一次性买卖，查出女孩他们还能通过流产再赚一笔。”杨锋感叹：“引产一次600多块，干两三个月就把本赚回来了。”

丰厚利润让这个“黑市”愈发火爆，县医院大夫、个体医生，甚至有些完全不具备行医资格的农民都卷进这个产业链中来。“黑诊所一般地点隐蔽，他们先散发名片，联系上就拉上车，车的窗户都用黑布蒙上了，看不到外面，车绕来绕去，几下就让你彻底丧失了方向。甚至还有的就在车上放一台B超机，流动作业，非常难逮住现场。”

“刚开始没有专门的规章制度，不知道怎么弄，只能摸索着干。”2005年，安徽在全国率先推行异地办案，开始赴外地打击两非。“这一是因为周边的被打掉许多，二是外出流动人口增多了。”杨主任所在县最常去办案的地方是北京市朝阳区。“先要带上介绍信去跟对口单位联系，去之前，由线人摸清情况，然后我们充当举报人的身份，举报到监督部门。再然后，就充当向导带着执法部门进行执法。”

在杨锋看来，异地打非基本就是魔道斗法，每次行动都像一部动作片。2007年，杨峰等人到北京办案，一行十几人开车到一个藏有黑B超窝点的菜市场查处。出于谨慎，办案人员中途就下了车，但还是被对方察觉，赶到现场时只发现了被藏起来的一台高档B超和价值三万元的药品。“我们的车停在被查抄地点的两百米外，查抄结束后远远看见几个彪形大汉在拍我们的车牌号。我们回当地卫生监督部门办公室做查证的路上，被跟踪了。进了办公室，就被两个彪形大汉一左一右堵着门，一个镇计生专干被吓得腿哆嗦。”最终在监督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们才得以偷偷走后门，从地下车库逃出来。“出来后，大家惊魂未定，怕再被跟踪，打了个车到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大圈后，才敢拐回宾馆休息。”

安徽异地办案模式后来被推广。从此，一辆辆飞驰的火车载着全国各地的县级、乡级计生工作人员们驶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试图揪出导致本地妇女不断流产的“罪魁祸首”。

据“两非”案件信息管理系统统计，2007年7月到2014年底，全国共立案“两非”案件两万多起，破获1.6万件。杨主任所在县是打非先进县，两三个月时间，该县计生委的登记簿上就已经登记了约1500件黑B超案件。“但打掉的，相比逃脱的，只是极少一部分 。”

刘伟忠不干计生干部已经快十年了，他所在的河南通许县玉皇庙镇，最火的时候有200人搞计生，除了正式在编的，还有许多“临时工”。“那时，计生是乡镇上最重要的工作，从派出所到税收人员，也都兼职跑计生。”

然而，2005年后，计生干部逐步裁员，刘伟忠也被裁掉了。“不仅缩队伍，也转方式。2002年计生法出台是个分水岭。”安徽某县计生办主任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上面还搞了7不准，地方上就比较收敛了。要求以说服教育为主，吃药、上环、结扎自己选。再后来，引导孕检，把引产变成婚前服务，每次孕检还发脸盆、毛巾、洗衣粉。这十年又有新变化，还能查疾病，工作人性化了，老百姓也慢慢接受了新观念。”

在这些变化的后面，是中国人口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推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中国的总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5.8左右迅速下降到了2014年的1.6左右，远低于自然替代率，成为世界最低生育率。2015年春季，坐在阳光里，刘伟忠悠悠地说：“现在计生干部只剩下两三个，闲得没事干，几天开不出一张准生证，你想人家生人家都不生啦。”

出生率降下来，计生政策的负面影响却开始显现。曾参与制定计生政策的田雪原坐不住了：“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不足，男性过剩，青年夫妇养老负担加重等问题，当时就预计到了，所以明确提出只搞一代人，不能搞成永久之计。”田雪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2009年，快到30年的时候，我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控制人口的目标基本实现了，政策可能产生的问题陆续都来了，为了避免问题过于严重，我们应该按照原来的初衷，进行政策调整。”

失衡的出生性别比较早引起高层关注。2001年发布《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2002年出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3年再颁布《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到了2005年，关爱女孩政策出台。2010年“治理性别失衡”被纳入到十二五规划，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出生性别比从120的高位缓慢下降，2014年降到了115.8左右。“计生政策也做了调整，2014年和2015年，中央陆续放开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朝着这个方向稳步推进，出生性别比有望逐步走向平衡。”

然而对当代农村男青年来说，婚姻困扰并未缓解。“人们只看到出生性别比在下降，但这只是‘不正常’的程度减缓。”李树茁说：“就像是一个人得了病，感冒虽然好点了，但对身体造成的危害仍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只是症状不在了而已。”

在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过程中,这个判断得到几乎所有专家的共识:截止到目前，进入适婚年龄的还主要是80年代出生的人群，那时性别选择还没那么严重，但当到1990年代及21世纪初出生的一代人进入适婚年龄时，性别失衡的后果就将爆发式的显现，那才是最危险的时候。

“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是社会背负的‘高利贷’。在灾难爆发前排除危情，是百年大计。”原国家计生委主任王侠说：着手应对，已刻不容缓！